编者按:
禅学的渊源在印度,禅学的繁兴在中国。

随着佛教东渐,佛教禅也传到了中国。

禅在中土的展开中,既融合吸收传统的思想文化,又深深地渗透到了传统思想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转自:洪修平第四节中土禅风之初成二、傅大士与中土禅风
傅大士,与宝誌同时且齐名。

据卷二十七和卷二等载,本名翁,婺州义乌县人。

年十六纳刘氏女,生普建、普成二子。

年二十四,遇天竺僧嵩头陀,遂弃家栖于松山顶,“躬耕而居之”。

通常是昼则劳作,夜则行道。

后舍宅于双松树下建寺,名双林寺。

自言得首楞严定,“感七佛相随,释迦引前,维摩接后”。

曾数次舍田宅家资乃至唱卖妻儿以为众生,供养三宝。

梁中大通六年,遣弟子傅暀致书于梁武帝,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欲向“国王救世菩萨”略陈数言。

书中曰:“今欲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

其上善略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亡相为因,涅槃为果;其中善略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略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普令百姓俱六斋。

”当时,身当国师的僧人若上书皇帝,都十分恭谨,而傅翕只是一个普通的居士,又非年长,却致书帝王,教以治道,因而道俗惊疑,且无人敢呈达。

为此,傅乃烧手于御路,从而得以进书。

梁武帝读之,乃遣使诏迎。

于是,傅大士被迎入京师,入殿讲论,受到帝王的礼遇。

据说傅大士面见梁武帝以后,两人之间也有一段问答。

这些问答,亦极似后世禅宗的机锋语言。

例如梁武帝问:“从来师事谁耶?”傅大士答曰:“从无所从来无所来,师事亦尔。

”又问:“大士何不论义?”答曰:“菩萨所说,非长非短,非广非狭,非有边,非无边,如如正理,复有何言?”帝又问:“何为真谛?”答曰:“息而不灭。

”帝曰:“若息而不灭,此则有色。

有色故纯,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

”大士曰:“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

”帝曰:“居士大识礼。

”大士曰:“一切诸法不有不无。

”后来,梁武帝请傅大士讲,大士才升座,以尺挥按一下,便下座。

帝愕然。

据说大士已“讲经竟”。

这里,类似机锋的问答形式不一定可信,但透露出来的不可言说、无可执著和真谛息而不灭等思想,却是与南北朝时期佛教以真空妙有来讨论包括“二谛”在内的各种问题的观点有相合之处,似未可完全予以否认。

南北朝时,社会上曾流行烧身供养,或以显示禅定威力,或以表示心诚重佛法,有的则是为了企求得生天国。

当然,也有“欲激誉一时,或欲流名万代”而烧身舍命的。

傅大士也曾拟不食烧身以供养佛祖,为众生除罪。

其僧俗弟子闻之悲号踊叫,数十人求代为不食烧身,百多人刺心沥血和香,恳请大士住世。

大士愍而从之。

陈太建元年,预知己将不久于人世,乃示众曰:此身甚可厌恶,众苦所集。

须慎三业,精勤六度。

并自云从兜率天宫而来,暗示是弥勒菩萨降生。

不久即跌坐而终,寿七十三。

据卷四中说:初大士在日,常以经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阅,乃就山中建立轮藏,有发菩提心者,能推轮藏,是人即以持诵诸经功德无异。

故后世有建轮藏者,皆设大士像。

若果然如此,则傅大士对经教的态度可见一斑。

关于傅大士的思想资料,现有四卷存世。

另有一篇,一向被认为是傅大士的代表作,在禅门中广为流传。

但是,与宝誌的情况十分相似的是,由于有关傅大士的神异传说也很多,他的思想资料也显然已经后人添改,增加了不少后世禅宗的思想与语言,因此,人们往往又认为傅大士这个历史人物已为禅宗所重新塑造,不再把他看做是禅宗以前的重要人物。

确实,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历史上的傅大士的言行和思想,就现有材料而言,是有一定难度的。

梁慧皎的没有为傅大士立传,唐道宣的也只是在感通篇中为之立了附传,主要记载了他的一些神通异相,例如说他“或金色表于胸臆,异香流于掌内,或见身长丈余,臂过于膝,脚长二尺,指长六寸,两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其他诸如预知梁运将尽乃“燃臂为炬,冀禳来祸”,死后众人“悲恋之声,恸噎山谷”等,记述得都十分简单。

不过,我们认为,若联系傅大士生活的年代和当时的佛教状况,再结合现有的一些材料,与宝誌一样,我们对傅大士的行迹和思想特点,还是可以有个大致的了解。

例如,南朝陈代官至尚书左仆射的名士徐陵为傅大士所作的碑文中有“大士熏禅所憩,独在高岩”,“小学之年,不游黉舍”等语;道宣的中也记载说“帝闻之延住建业,乃居钟山下定林寺,坐荫高松,卧依磐石”,“帝后于华林园重云殿,开般若题,独设一榻,拟与天旨对扬。

及玉辇升殿,而公晏然其座。

宪司讥问。

但云法地无动,若动则一切不安”。

这些说法,与后世所载大体上是一致的,反映出傅大士是个以禅修为业而不以经教为重,但也并不完全排斥经教的禅者,对帝王也表现出了一种超然的禅者风度。

道宣是个学风比较严谨的佛教史家,他的记述,或者是有根据的,或者是对当时传说的实录。

在他生活的年代,南宗禅还没有繁兴,故他的记载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可供我们参考。

他所记的傅大士的上梁武帝书,内容与基本无二,“虚怀为本,不著为宗”云云,体现的还是般若老庄的旨趣,这与宝誌的“逍遥自在”、“任意纵横”相近,与中的“欲求成佛,莫染一物”也相合。

禅者大都偏重于自修自证,他们的言行往往不易为人们所清楚地了解而带有神秘的色彩,道宣把傅大士归人感通篇与慧皎将宝誌归人神异篇属同类的情况。

在禅门广为传诵的傅大士的名句是: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

这首偈颂的语言有惠能门下的风格,但其精神实质却并不离僧肇所谓的“在有不有,在空不空”、“处有不失无,在无不舍有”和“动而常静”、“静而弗留”、“洪流滔天,无谓其动”。

僧肇由此得出,“万事万形,皆由心成”,“解脱者,自在心法也”;那么,傅大士也就可能提出自心“能凡能圣”,认为“即心即佛”了。

从宝誌与傅大士的行迹和思想特点中可以看到,在禅宗创立之前,融人老庄玄学旨趣的禅学已在中国流传发展起来,般若学的扫相和涅槃学的心性与禅学的结合,酝酿着中国禅的成熟,预示着中国禅学新阶段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