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上述水陆画进行比对,画面布局均为上图下文式,上图绘梁武帝向志公问法场景,下录“水陆缘起”文。

在首博本中梁武帝与志公之间有一条口吐云气的红色蟒蛇,这在其他本中未曾出现。

慈圣皇太后水陆缘起图文本图像选择
一、缘起
明隆庆二年的三月,朱翊钧被隆庆皇帝立为太子。

这位在历史上毁誉参半甚至是毁多于誉,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天子,在万历元年的七月,尊奉陈皇后为仁圣皇太后,尊奉自己的生母李皇贵妃为慈圣皇太后。

慈圣皇太后笃信佛教,常斥巨资修建庙宇,并颁赐宗教绘画给名山宝刹。

正如所载“顾好佛,京师内外多置梵刹,动费巨万,帝亦助施无算。

居正在日,尝以为言,未能用也”。

画面布局均为上图下文式,上图绘梁武帝向志公问法场景,下文录“水陆缘起”文。

将上述水陆画进行比对,值得注意的是,在首博万历本中梁武帝与志公之间有一条口吐云气的红色蟒蛇,这在其他本中未曾出现,此处难以察觉的不同,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

二、不同之处带来的启发
作为水陆法会中悬挂的宗教图像,每堂画作数量多寡不一,说明法会起源的是其中的必要图像,首博万历本,图绘梁武帝与志公对坐于殿外,画面右侧志公披袈裟端坐于靠椅上,其身前、身后各立一弟子,双手合十,皆披袈裟。

画面左侧为梁武帝,他戴幞头,穿黄袍,胸、腹束玉带,足穿笏头履。

身后两名女官持仪仗扇,着红、绿衣,左侧有武将一名,文臣四名,皆双手合十,武将全身甲胄,文臣皆头戴展角幞头,两文臣着蓝袍,一文臣着绿袍,一文臣着红袍。

在梁武帝和志公和尚中间偏下位置有一红色蟒蛇,蜷曲身体,头上生角,口吐云气。

画面左题“大明万历己酉年,慈圣皇太后绘造”。

钤“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宝”朱文印。

下半部是黑地金字“水陆缘起文”。

图1 首博万历本
万历皇帝登基后“尊礼两宫,嫡母陈皇后,上号仁圣皇太后。

生母李皇贵妃,上号慈圣皇太后。

每遇大庆辄增二字”。

万历六年,帝大婚,为慈圣皇太后“加尊号曰宣文。

十年加明肃……二十九年加贞寿端献。

三十四年加恭熹”。

首博万历本中款署为万历三十七年,慈圣皇太后款署下的朱文印“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恭熹皇太后宝”与史实记载是相符的。

与此图类似的,目前笔者找到了多幅图像,分别是北京市首都博物馆一幅,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博物馆一幅、陕西省洛川民俗博物馆一幅、山西省山西博物院一幅和大同市博物馆四幅,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博物馆和武威市古浪县博物馆各一幅。

将这几幅水陆画进行比对,事件的发生场景、人物的服饰样貌以及宫女、文臣武将的数量、位置等不尽相同。

但最为不同之处,还是首博万历本中的红色龙蟒,这在其余本中均未出现。

首博万历本“水陆缘起”文解读了水陆法会的起源。

分别是救拔面然、梁武帝向志公问法及秦穰、白起等拜谢英禅师超度等事件。

另几本显然表现的正是梁武帝向志公问法的场景,呈现出上图与下文的一致。

而首博万历本由于增加了红色蟒蛇,出现上图与下文难以对应的情况。

首博万历本的图像有何依据?文本来自哪里?
图2-1 首都博物馆藏
图2-2 青海乐都西来寺
图2-3 陕西洛川
图2-4 甘肃民乐
图2-5 山西博物院藏
图2-6 甘肃武威
“梁皇忏法”版画,如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梁皇宝忏图”、俄藏黑水城出土“梁皇宝忏图”、明成化二十二年“梁皇法忏”、明嘉靖二十四年“梁皇宝忏”、明嘉靖三十五年“梁皇忏法”、清顺治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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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宁夏灵武“梁皇宝忏图”
图3-2 俄藏黑水城“梁皇宝忏图”
图3-3 明成化二十二年“梁皇法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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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明嘉靖二十四年“梁皇宝忏” 云南省祥云水目山水目寺刻
图3-5 嘉靖三十五年“梁皇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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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慈悲道场忏悔法 北京响铃寺性觉重刊 顺治九年
“梁皇忏法”缘起为何?“梁皇忏法传云,梁武皇帝皇后郗氏崩后,帝常追悼之,昼则忽忽不乐,夜则耿耿不寐。

居寝殿,闻外有骚窣之声,视之,乃见一蟒,盘躄殿上,睒睛呀口,以向于帝,帝大惊骇,无所逃遁,不得已,蹶然而起,谓蛇曰:‘朕宫殿严警,非尔蛇类所生之处,必其妖孽,欲祟朕耶。

’蛇为人语,启帝曰:‘蟒则昔之郗氏也,感帝平昔眷妾之厚,故托丑形,陈露于帝,祈一功德,以见济拔也。

’帝闻之,呜呼,感激,既而求蟒,遂不复见帝。

明日大集沙门于殿庭,宣其由问善之最,以赎其苦。

志公对曰,非礼佛忏涤,悃款方可。

帝乃然其言,搜索佛经,录其名号,亲抒睿思,洒圣翰,撰悔文,共成十卷,皆采摭佛语,削去闲词,为其礼忏。

一日,闻宫室内,异香馥郁,良久转美。

初不知所由来,帝因仰视,乃见一天人,仪容端丽,谓帝曰:此则蟒后身也,蒙帝功德,已得生忉利天。

言讫不见矣。

”所以在上述版画中,梁武帝和志公之间有蟒,空中云端立一丽人,蟒与丽人间云气相连,有些版画描绘出郗氏获得超拔后,跪伏于佛祖面前,虔诚听法;也有的版画表现的是梁武帝跪伏于佛祖面前听法。

细观首博万历本中的红色蟒蛇,头顶生角,不是普通的蟒,而是龙头蟒。

这与明成化二十二年中白色蟒蛇头顶有角的形象类似,而与另外几版中普通蟒蛇形态则不相同。

龙头蟒与普通蟒的文本依据是什么?
郗氏逝于萧衍为雍州刺史任上,当萧衍称帝后,她被追谥为皇后,其善妒之事在有载:“后酷妒忌,及终,化为龙入于后宫井中,通梦于帝。

或见形,光彩照灼。

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

于露井上为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以祀之。

故帝卒不置后。

”此文本虽类似传奇,但似乎是“郗氏化龙”最早的源头。

释觉岸卷二记载了关于梁武帝和“梁皇忏法”起源的一则故事“梁帝初为雍州刺史。

时夫人郗氏性酷妒,既亡。

至是化为巨蟒入后宫。

通梦于帝求拯拔。

帝阅佛经为制慈悲道场忏法十卷。

请僧忏礼。

夫人化为天人。

空中谢帝而去。

其忏法行于世。

曰梁皇忏”。

在里是“郗氏化蟒”。

慈圣皇太后崇佛,出资“绘造”水陆画。

女性因善妒所得的恶报,有一种为“蛇报”。

慈圣皇太后“神宗生母也,漷县人。

侍穆宗于裕邸。

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

李太后出身并不高贵,曾为宫人,但母凭子贵,万历皇帝登基后被尊为太后。

作为女性,李太后似乎更容易接受修设水陆法会后,女性得以超拔升天的圆满结果。

且郗氏死后被追谥为皇后,与她的身份有相近之处。

所以很有可能是她授意画工采用“梁皇忏法”的图像作为“水陆缘起图”的图像,并授意画工采用了皇后身份象征的龙头蟒身作为郗氏的化身。

将救拔郗氏作为水陆法会的起源图像,这是目前在其他“水陆缘起图”中所未见的。

这是否如所言“大概相近,则不必过执,以意会之可也”。

创作水陆画时,不必太过于注重画面逻辑关系的合理性,对图像不必执着,意会即可。

宁夏灵武出土西夏文佛经“梁皇宝忏图”中有“郗氏变蛇身处”和“郗氏升天处”两处西夏文字榜题。

前者为巨蟒祈求梁武帝超度,后者为郗氏已经脱离蟒身获得升天,蟒身与郗氏间有云气相连。

整体可以看出画面的连续性。

而首博万历本却仅有郗氏变蟒身祈求救拔的场景。

也许在此堂水陆画的出资者——慈圣皇太后看来,在法会未启之时,只说明水陆法会的缘起即可,而超度救拔需要完成斋仪才可实现,因此“郗氏升天”的场景被从画面中舍去了。

首博万历本上图呈现出“梁皇忏法”的场景,下文所录却为“水陆缘起”,而且下文中未有只言片语提及上图,出现了文图难以对应的现况。

其余所绘为梁武帝向志公问法的情节,图中因蟒蛇的“缺席”,上图和下文彼此呼应。

正如水陆仪文所载“梁天监二年正月十五日,夜梦一神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恼,何不为作水陆大斋而救拔之。

帝问沙门,咸无知者,唯志公劝帝曰:广寻经典,必粗有缘。

”梁武帝于天监二年夜梦神人,诉说六道四生受苦无量,需要作水陆大斋超拔救济。

梁武帝问僧人,无人知道,只有志公向梁武帝建议,广寻经典,必有因缘。

梁武帝因此取藏经于法云殿,躬自披览,并造仪文,三年乃成。

三、慈圣皇太后与
慈圣皇太后崇佛背后的深意
慈圣皇太后好佛,“于都城内外,建寺数区,饭僧数万”。

多次派遣中使向各大名山颁赐藏经,并以内库数十万银两施舍修建塔寺,万历皇帝曾痛惜太后因崇佛而耗费巨资,首辅张居正也曾屡屡进言,但这都不能动摇慈圣皇太后的决心。

今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的永安万寿塔为慈圣皇太后于万历六年所建。

万历七年至万历十年慈圣皇太后在五台山建护国佑民释迦文佛舍利宝塔、佛殿经楼等。

张居正奉命为该塔撰碑文。

万历未有太子时,慈圣皇太后曾在万历七年修无遮斋七日,万历九年让妙峰和德清在五台山为皇帝建立祈求储君的道场。

慈圣皇太后崇佛,首先是希望神佛能够护佑她的儿子万历皇帝和子孙后代。

张居正在中说:“圣母慈圣皇太后思所以保艾圣躬,舄奕胤祚者,惟佛宝是依。


慈圣皇太后在宗教中寻求到了精神的慰藉,希望佛祖保佑自己万年吉祥,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利用宗教提升个人威信。

慈圣皇太后对其曾经的“宫人”身份存有心结,实际上,其子万历皇帝更是轻视“宫人”。

记载了泰昌皇帝册立的事件:“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姜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

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

帝曰:‘彼都人子也。

’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

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

光宗由是得立。

”万历皇帝之所以迟迟不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一则是因为对郑贵妃及福王朱常洵的宠爱,另一则原因是泰昌皇帝生母王氏“宫人”的卑下身份。

慈圣皇太后虽贵为太后,但是因为出身低微,“甚至在万历皇帝即位之初,虽与仁圣皇太后身份无别,仍不敢平起平坐”。

母凭子贵的慈圣皇太后,无法改变自己过去的“宫人”出身,无怪乎她想方设法地为自己杜撰出“九莲菩萨”这样高贵神圣的身份。

隆庆皇帝三十五岁去世,年仅九岁的万历皇帝继承大统,当时的李皇贵妃年纪轻轻,只有二十六岁。

到万历四年,她打着“常欲择宇内名山灵胜,特建梵宇,为穆考荐冥祉”的旗号,也就是为穆宗皇帝祈荐冥祉的目的,兴建了慈寿寺。

而当寺成之时,上闻而喜,曰“我圣母斋心竭虔,懋建功德。

其诸百灵崇护万年吉祥”。

因此赐名慈寿寺。

以“慈寿”为名,显然不是为着隆庆皇帝冥祉的目的,而是为生者祈福增寿,也就是为慈圣皇太后祝厘。

阎崇年分析“她颇为聪慧,内性严明,自诩为九莲菩萨化身,懿旨兴建慈寿寺与永安寿塔,使皇权与神权结合,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与权威”。

明刘若愚记载慈圣皇太后所植菩提树及“九莲菩萨”尊号的由来:“英华殿前有菩提树二株,结子可作念珠,词臣张士范作偈,谨附载之。

其序曰:大内西北之隅,建有英华殿一处,殿前有菩提树二株,闻系九莲菩萨慈圣皇祖母所植。

树丛生,高二丈余,枝干婆娑,下垂至地,俨若佛菩萨慈悲接引众生也者。

盛夏开花作黄金色,鼻观时时有异香,叶如楸,子与花虽并茂,然子不从花得,乃生于叶之背,双双若缀明珠,似借空华喻世,幻起色香,佛果别成,非开生灭,特现菩提身而为说法者……神庙以圣母上宾,奉御容于树之东北别殿,值朔望令节,即亲诣行礼,每仰瞻双树,若有杯卷之思焉。

因上尊号曰:九莲菩萨云。

”万历四十四年,皇帝刊刻了,使慈圣皇太后的宗教身份迅速被普通大众认同。

至明末,慈圣皇太后“九莲菩萨”的身份已经深入人心。

的创制背景
与此幅同为一堂的水陆画,年款均为“大明万历己酉年”也就是万历三十七年。

据记载,当时的社会状况并不好,对外战事失利,倭寇扰边,国内群臣不合,水患、旱灾、蝗灾频繁,不论是战祸还是天灾都会有死伤。

水陆法会设斋诵经,奉请佛神,可追荐超度亡灵众鬼。

同时据缘起文所言“修设水陆佛事,古今盛行。

或保庆平安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善;或追资尊长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孝;济拔卑幼而不设水陆,则人以为不慈;由是富者营办,贫者共财修设,感应事迹不能具述,恐其世人或未知其本末,今具水陆缘起于后”。

清楚地为信众指明为了“保庆平安”“追资尊长”“济拔卑幼”等目的,富有者可以独资承办法会,贫穷者共财修设法会,总之,文本在明白地劝导多修设水陆法会。

对于出资绘造者需要在图像中标明出资者的功德。

此种图文并茂的构图方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水陆缘起图”会与一堂中其他的以图像为主的水陆画不同了。

而图像布局的选择也更近于前文讨论的版画的版式。

绘造款不等于绘造者
最初促使笔者进行研究的动机,除去希望能够解读图中这条“吸睛”的红色龙蟒之外,还有一篇文章,其结论是“所有具慈圣落款与用宝的画作可能出自同一人。

更严谨的说法,至少开脸为同一人之手笔。

那么,画手是谁只有两种可能,一为万历时期一位长期供奉内府的画家……万历一朝专擅人物的画家便寥寥无几,史料可稽的相关画家大致仅吴彬、王廷策、孟思贤、顾炳等,以及可能曾供奉内廷的丁云鹏”。

慈圣皇太后确实通文墨、善书法,万历曾为其所撰作序。

除此之外,如故宫文华殿后殿所悬匾额是慈圣御笔“所悬扁凡十二字,每行二字,共分六行。

其文曰: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

乃慈圣御笔。

臣下但见龙翔凤翥,结构波磔之妙,以为今上御书,而实非也,古来惟宋宣仁皇后善飞白大书,然不过一二字,岂如慈圣备得八法精蕴哉,真天人也”。

沈德符盛赞慈圣皇太后书法八法皆备、龙翔凤翥、颇有气势。

此外,慈圣皇太后还曾书“谦谨持家”四字贻其父,在慈圣皇太后为万历皇帝祝寿延龄所兴建的慈寿寺内的宝藏阁内曾有她的御笔。

但明代记载中未见提及慈圣皇太后善画。

关于她擅画的记载,直到晚清中才出现,“慈寿寺,明代为慈圣太后祝厘之所,有浮图十三级,与天宁寺相同。

塔有二碑,东为太后画九莲菩萨像,王锡爵书,西为太后画关帝像”。

且此石碑尚存,笔者实地考察,碑阳面为鱼篮观音像,阴面为关帝像,并有像赞。

刻有“万历岁次辛丑孟夏吉日造”及“慈圣宣文明肃皇太后之宝”。

慈寿寺及永安万寿塔本为万历帝为母亲祈福所建,碑刻中只是使用了太后印玺。

实物中并没有明确显示出碑刻图像与慈圣太后画艺的关联性。

虽然此堂水陆画的款识为“大明万历己酉年,慈圣皇太后绘造”,但是此款署不能仅从字面理解,大量传世的宗教画作中,都会落有“功德主”的名款,这并不等同于供养人亲自绘制了该作品。

慈圣皇太后作为“功德主”出资并授意画工绘制要求,由画工,而不是宫廷画师绘造了此批水陆画,绘制完成后慈圣皇太后题写了款识,并钤盖了印章。

王忠,生平资料甚少,至于是否擅画更是无从谈起。

但两本水陆画情况一致,均为他人绘制,功德主落款。

为何笔者认为首博万历本是画工,而不是宫廷画师所作。

因为此堂水陆画的绘画水平似乎差强人意,画面形象开脸并不传神,线条勾勒功力不足,设色晕染略感板滞。

慈圣皇太后绘造款与王忠款相比,绘画水平存在差距。

图4 菁苗五谷神众像
图5 慈圣皇太后绘造款与王忠款局部比对
吴彬、丁云鹏画作与此堂水陆画画风相去甚远。

王廷策、孟思贤、顾炳等画作不传,也无从比较。

一堂水陆画少则数十幅、多则百余幅,目前此堂水陆存有五十余幅,推测当年此堂水陆画的全貌当在百余幅。

一位未被史料记载善画的皇太后,在晚年时,如何能够从事如此专业精工的工笔重彩式的水陆画的绘制?绘制量又是如此的巨大。

修设水陆道场与颁赐宗教画
此堂水陆画绘制完成后,是留于宫中还是颁赐给寺庙?水陆法会与其他佛教法会具有不同的宗教功能,主要是“普度;往生净土即西方极乐世界;永臻涅槃境界;为生者祈福”。

水陆法会对被救度者是救拔超生,对施救度者是积功德。

据记载,万历皇帝和慈圣皇太后曾多次向五台山的寺庙颁赐大藏经,万历二十七年,曾特差内汉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王忠,赉请大藏经一藏,并赐金泥水陆神像,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

除慈圣皇太后和万历皇帝,明代的帝后多向寺院进献供仪。

如宪宗成化十七年,为了祈求天下安宁,母后万寿,时熙民乐,共同达到仁寿,特地派遣官员到五台山,“造镀金文殊像,高一丈六寸,并画佛百轴,香金五百两,布帛千匹,念珠万串,遣太监李珍赉送台山文殊寺,供养散施”。

当然成化时期的“画佛百轴”可能是其他类型的宗教绘画,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水陆画,但万历二十七年颁赐给五台山的确实是“金泥水陆神像”即“金泥”水陆画。

“水陆缘起图”独特的构图方式
目前可见的“水陆缘起图”均为图文互参,即上图下文式。

此种构图方式可见于明初的版画,如中“梁皇忏法”,此虽为嘉靖三十五年本,但是“源于永乐本,版式为上图下文,而不同于景泰本及成化本的整版左图右文的版式”。

明清两代“水陆缘起图”上图下文的方式可能取法自此明初版画的版式。

设法会之初,为了避免有未闻之人,所以设立者认为有必要先“聊伸梗概”,以图文互参的方式,说明法会的起源,正如缘起文中所言“夫水陆大斋者,不可思议功德之海也。

示相超绝,缘起非常,虑有未闻,聊伸梗概”。

笔者推测,修设斋仪者,或者水陆画的绘造者认为仅依靠图像的呈现无法达到明示水陆法会的起源,修设法会的功德,法会中供奉的神佛等多种信息。

此种图文并茂的构图方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水陆缘起图”会与一堂中其他以图像为主的水陆画不同了。

其他水陆画以图像为主并加榜题,而只有“水陆缘起图”洋洋洒洒地录入了缘起长文。

四、皇太后的选择
虽然在“水陆缘起”文中包含了救拔面然、梁武帝问法及秦穰、白起等拜谢英禅师三个内容,而梁武帝救拔郗氏的文本作为水陆缘起的“隐藏”文本,也被慈圣皇太后作为缘起的参考文本,加以选择。

在绘制过程中慈圣皇太后授意画工将水陆法会的起源图像进行修改,在梁武帝向志公问法的场景中添加了一条郗氏所化之蟒,由此画面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水陆法会的起源变为梁武帝为度王后郗氏而修设水陆道场,但是画工仍旧依据惯例在下录一文,导致中出现了文图无法对应的现象,也就是对水陆法会起源图文解读的不一致。

由十多幅“水陆缘起图”在风格、构图、人物、建筑、环境等方面的相似而不一致的现象显示出水陆缘起图应有粉本,绘造者在粉本转化为图像的过程中还会进行“微调”,所以每一本都很难完全相同,而是呈现为近似。

水陆画在创作过程中,在不背离教义的前提下,可以不完全拘泥于经典文本,这是同一主题“水陆缘起”出现不同图像的原因,也投射出上自天家下至民众对于经典文本认识的不同及选择的“自由”,这也是值得笔者今后继续思考与研究的。

附录:
万历三十七年所录“水陆缘起文”。

昔者阿难,独居静处,于中夜时见一饿鬼名曰面然,白阿难曰:汝后三日,生我趣中,能于百千那由他恒河沙饿鬼并百亿婆罗门仙,各施一斛饮食,并为我供养三宝。

汝得增寿,我得生天。

阿难白佛,求免斯苦。

世尊为说,一切功德光明无量威德大陀罗尼出,救面燃饿鬼。

经此是水陆因缘最初根本,然未有水陆之名也。

梁天监二年正月十五日,夜梦一神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恼,何不作水陆大斋而救拔之。

帝问沙门,咸无知者,唯志公劝帝曰:广寻经典,必粗有缘,乃取藏经于法云殿,躬自披览,并造仪文,三年乃成。

帝建道场于初分时,亲捧仪文,悉停灯烛而向佛曰:若此仪文,理协圣凡,利兼水陆,愿礼拜起处所止,灯烛不灭自明,或体未详,利益无状,所止灯烛悉暗如初。

言讫,投地一礼,初起灯烛自明。

再礼,宫殿震动。

三礼,诸天雨花。

天监四年二月十五日,于金山寺依仪文修设,帝亲临地席,诏祐律师宣文。

可谓利洽幽冥,泽及飞走矣。

周隋两代此文不传。

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禅师,一日方丈独坐,有异人衣冠甚伟,足不履地,来谒英公:弟子知六道水陆斋仪,可以利益幽冥。

自梁武帝殁后,因循不行。

今大觉寺有吴僧义济得此仪文,久在箧笥,殆欲蠹损。

愿吾师往以求来。

二月十五日,于金山寺如法修设,苟释狴牢,敢不知报。

英公许之,异人乃去。

英公躬往大觉寺,果有吴僧义济,得此仪文即归。

以期日于金山寺,亲临道场,修设既毕。

异日达曙,向者异人与类辈来谢英公。

曰:弟子即秦庄襄王也,又指异徒曰:此范雎、秦穰侯、白起、王翦、张仪、陈轸,皆秦臣也。

咸坐本罪,幽囚阴府,大夜冥冥,无能救护。

昔梁武于金山设此斋时,前代纣王之臣,皆免斯苦。

弟子尔时,亦暂息苦,然以狱情未决,不得出离。

今蒙吾师设斋,弟子与此辈并列诸侯等,皆承善力,将生人间。

虑世异国殊,故此来谢。

言讫遂灭。

自是仪文布行天下,作大利益。

此是东川杨锷水陆仪文所载。

东川杨锷,旧祖述规制仪文三卷,行于蜀中,最为近古,然江淮所用,并京路所得,皆后人事 华丽以常异 ,至于津济 ,宗赜向于绍圣三年间,因摭诸家所集,删补详定, 卷帙,粗为完文,普劝四众,依法修 ,利益有情,咸登觉岸。

注释:
张廷玉:卷一百十四,中华书局,1974,第3534页。

沈德符:,中华书局,2004,第63页。

张廷玉:卷一百十四,第3535页。

“山西大同博物馆藏有多堂水陆画,均为明清时期的佳作。

笔者曾应大同市博物馆邀请,整理该馆所藏书画,至少寓目四幅水陆缘起图,缘起文均为。

这四堂水陆画分别是原藏于清凉山般若寺的明崇祯十一年的水陆画一堂、原藏上华严寺的康熙十七年的水陆画一堂、原藏于七峰山清云洞的康熙三十三年水陆画一堂、原藏兴国禅寺的康熙三十三年水陆画一堂。

”见戴晓云,2016年第2期,第96页。

文据明嘉靖三十五年“梁皇忏法”。

李延寿:,中华书局,1975,第339页。

释觉岸、释幻轮:,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第200页。

“蛇报”如唐代张鷟的载“广州化蒙县丞胡亮从都督周仁轨讨獠,得一首领妾,幸之。

至县,亮向府不在,妻贺氏乃烧钉烙其双目,妾遂自缢死。

后贺氏有娠,产一蛇,两目无睛。

以问禅师,师曰:‘夫人曾烧铁烙一女妇眼,以夫人性毒,故为蛇报,此是被烙女妇也。

夫人好养此蛇,可以免难。

不然祸及身矣。

’贺氏养蛇一二年渐大,不见物,唯在衣被中。

亮不知也,拨被见蛇,大惊,以刀斫杀之。

贺氏两目俱枯,不复见物,悔而无及焉”。

见张鷟:卷二,中华书局,1979,第42-43页。

漷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漷镇。

张廷玉:,第3534页。

仪润:,上海佛学书局,2002,第13页。

“大雄氏水陆缘起”,普林斯顿大学藏本。

释镇澄:,见,2010年第2期,第51页。

蒋一葵载:“黄村东十里为八里庄,有寺曰慈寿,慈圣皇太后为今上祝龄建也。

庄严如万寿,而宏丽过之。

其宝塔巍峨。


“万历戊寅秋,建慈寿寺塔,告完。

明年己卯春,复出膳羞之资,于五台山建护国佑民释迦文佛舍利宝塔,遣太监范江、李友、董其役。

塔在鹫岭之前,群山中央。

基至黄泉,高二十一丈,围二十五丈,状如藻瓶,上十三级。

宝瓶高一丈六尺,镀金为饰。

覆盘围七丈一尺,匝以垂带,悬以金铃。

更造金银宝玉等佛像,及诸杂宝,安置藏中。

海内宗室宰官,士庶沙门,景仰慈化,造像书经,如云而集,悉纳藏中。

十年壬午秋,工成,并及寺宇佛殿经楼,藏轮禅室,罔不备焉,永为国家祝厘之所。

功德胜事,光越千古。

择僧行圆广,授僧录善世,以职焚修。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奉命撰碑文。

”见释镇澄,第51页。

万历七年正月“上为祈国储,遣太监尤用、张本,诣大塔院寺,修无遮斋七日”。

见释镇澄:,第52页。

妙峰,俗姓续名真,祖籍山西平阳。

法名福登,法号妙峰,也称佛登、妙峰登。

慈圣皇太后就皈依其门下。

德清,俗姓蔡,安徽全椒人,字澄印,住清凉山时自号憨山。

“万历九年,李太后遣官五台,建祈储道场,以妙峰与清主之。

明年,光宗生。

”载镇澄,见,2009年第10期,第64页。

张居正:,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第57页。

转引自吴美凤,2013年第2期,第275页。

张廷玉:卷一百十四,第3535页。

据明代于慎行卷二记载“上初即位,宫中内宴,仁圣上座,慈圣犹在阁中,不敢同坐。

其后稍久,乃并坐云。

”转引自阎崇年,1995年第1期,第13页。

张居正:,载程国政编,同济大学出版社,2013,第40页。

同上。

阎崇年:,第9页。

刘若愚:,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第119-120页。

崇祯皇帝五子悼灵王朱慈焕,五岁病重时,崇祯帝来探视,他说道:九莲菩萨说,你待外戚薄情,你的儿子将尽殒命。

说罢就死了。

原文如下:“悼灵王慈焕,庄烈帝第五子。

生五岁而病,帝视之,忽云:‘九莲菩萨言,帝待外戚薄,将尽殇诸子。

’遂薨。

九莲菩萨者,神宗母,孝定李太后也。

太后好佛,宫中像作九莲座,故云。

”见张廷玉卷一百二十,第3658-3659页。

再如“九莲菩萨者,孝定皇后梦中授经者也,觉而一字不遗,因录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寿寺,其后建九莲阁,内塑菩萨像跨一凤而九首,乃孝定以梦中所见语塑工而为之。

寺僧相传,菩萨为孝定前身,其来久矣。

”见杨士聪,载,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第103页。

“三十七年春三月辛卯,拱兔陷大胜堡,游击于守志战于小凌河,败绩。

己酉,大学士叶向高请发群臣相攻诸疏,公论是非,以肃人心,不报。

夏四月,倭寇温州。

秋九月癸卯,左都御史詹沂封印自去。

丁未,停刑。

是秋,福建、浙江、江西大水。

湖广、四川、河南、陕西、山西旱。

畿内,山东、徐州蝗。

冬十二月己巳,留畿内、山东诸省税银三分之一振饥民。

徐州贼杀如皋知县张藩。

是年,日本入琉球,执其国王尚宁。

哈密入贡。

”见张廷玉卷二十一,第287页。

文据山西博物院藏清康熙四十四年。

一些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图像保留,而下部所录文字被全部替换或者局部挖款修改的现象。

古浪县博物馆藏有一批绘于明代、清代重裱的水陆画,其中一幅,虽然也是上图下文的形式,但下文在历次修复中已不复当初,而改为记录历次重修的事迹。

之所以这样写,在下文中有论及“至水陆缘起,自有仪文可稽,无容琐赘”。

因重修者认为水陆仪轨自有可查,所以改为记载重裱之事,记录重裱者的功德。

“第我和戎阖属唯泗水堡敬供。

水陆一堂于万历三十一年有如金和尚募众重修延至今日,又百余年矣。

奈日久复损,不堪瞻仰。

幸古浪峡香林寺性参禅师募化本邑,贵官长者喜善乐助,攒表重新,涓吉庆赞,功德圆满。

敬此志名永垂不朽。

时雍正六年岁次戊申菊月吉旦。

”由此可知,此幅画在万历三十一年时由如金和尚募捐修复,后至雍正六年由性参禅师募资再裱。

见景泽时,2020年第4期,第16页。

另如,青海乐都西来寺,明本,挖款。

此本曾在首都博物馆“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中出现,笔者仔细察看画面,见到作品上图与仪文部分为一体,年款处为挖裱后添,款署为“传临济正宗曹溪正脉第三十六世海洪天池。

皇清康熙三十九年岁次庚辰孟夏榖旦”。

此本为明时所创,清时重裱。

吴美凤:,第292-293页。

同上书,第293页。

明仁孝皇后曾著有,章圣皇太后也著有,慈圣皇太后“所撰述一书,尤为详明典要”。

见沈德符,第71页。

厉鹗辑:,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第47页。

“慈寿寺,神宗为慈圣皇太后建也。

宝藏阁系圣母御笔题。

”见厉鹗辑,第47页。

徐珂:,中华书局,1994,第130页。

戴晓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42页。

现今可见为数不少的出自明代宫廷的宗教题材的绘画,但是以水陆法会的性质而言,笔者不认为水陆画绘制完成后,会在宫中设水陆法会。

台湾学者吴美凤在一文中谈及“检视晚明刘若愚在中,记汉经厂时说:‘如遇万寿圣节、正旦、中元等节,于宫中启建道场,遣内大臣瞻礼,扬旛挂榜,如外之应付僧一般,’即汉经厂的职责包括‘万寿圣节’当天要启建道场做法会,‘扬旛挂榜’指道场内悬挂书有榜题的水陆画”。

该文将刘若愚中汉经厂的“启建道场”简单等同于“启建水陆道场”,其实佛教道场的种类甚多,据镇澄记载仅万历时期:万历九年慈圣皇太后曾让妙峰和德清在五台山为皇帝建立祈求储君的道场;万历二十六年万历遣御马监太监王忠、曹奉修建弘福万寿报国佑民吉祥大斋;万历二十七年秋八月,遣官任、徐、杨、赵、何五人于五顶作祝延圣寿道场。

吴文中也注意到了水陆法会的性质,以及因此不适宜在宫中设水陆法会的问题,但是对此的阐释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传统的法会以追荐亡灵为旨要,从刘若愚所记,知至迟到明中晚期,宫中启建道场仅七月十五日的中元节属于传统的普度大会,另外的元旦和皇帝生日,于国于家都是欢乐喜事,具有普天同庆、为皇帝祝寿之意,与传统水陆道场为追荐亡灵、广建功德的凝重与肃穆之宗旨完全不同。

第二,一为亡灵,一为生者,且是当朝皇帝祝寿所用,所悬挂的水陆画在选材构图,用笔设色等表达方式之编排是否有所差异?此应值得深入探讨”。

“二十七年春三月,遣御马监太监王忠,赉送佛一藏于狮子窝。

并赐寺额曰:‘大护国文殊寺’,皇帝敕曰:‘朕发诚心,印造佛,颁施在京,用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经首护敕,已论其由,尔主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

保安眇躬康泰,宫壸肃清。

忏已往衍尤,祈无疆寿福。

民安国泰,天下太平。

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己无为之治道焉。

今特差内汉经厂掌坛御马监太监王忠,赉请一藏,前去五台山狮子窝文殊寺供安,各宜仰体知悉。

钦哉,故谕。

’夏五月,仍遣太监王忠,赉送一藏,安于中台。

赐金泥水陆神像,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


镇澄:,转引自,第49页。

再如万历年间以写御容称旨,被授予锦衣卫千户的孟思贤“工绘事,尤精泥金人物”。

所以文中的泥金水陆既有可能是墨印金线水陆画,也存在由擅长泥金人物的孟思贤这样的宫廷画师,按照帝王的旨意绘制泥金水陆画的情况。

明嘉靖三十五年“梁皇忏法”。

见第1卷“佛教版画”,第86页。

文据“大雄氏水陆缘起”,普林斯顿大学藏本。

本文原刊于2023年第4期第24页~31页。